自救开始，煤企要抵制蓄意压价行为！

当然，中国的经济思想、战略与政策，一般也重农。

欣慰的是，有迹象显示，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。无疑，一旦发生规模性的资本、人才转移，对中国来说将是一项巨大的损失。

经济最强者往往能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并影响政府的决策，而普通市民尤其是农民却没有这个能力（他们表达声音的手段愈来愈依赖于暴力抗争，而且是越激烈越有效，这对于执政者来说非常危险）。但从毕业届师兄师姐那里传来的讯息是，除非自己特别优秀，否则就早点托关系、找门路。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来讲，进入央企会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。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些同学：为什么一定要去机关、国企，难道不能去当村官、做社工吗？平凡的岗位也可以有大作为。首先是经济层面，中国经济体系的包容性严重不足。

一是权力必须集中——没有集中的权力，就失去了繁荣的秩序基础。不过，近几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，中国冲进死胡同的说法势必存在争论。更可怕的是，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我们采取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的办法，制造更大的危机。

这种以空袭打垮正规军、扶植反对派颠覆现有政权的手法，随后在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利比亚都曾上演过。当初，美国之所以捏造证据，诬陷萨达姆，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，也要单边主义行动、发动战争，就是因为美国觉得萨达姆是威胁。内需因而欲振乏力，又造成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，进一步打击了制造业。我们常说成绩是主要的，这些我们的媒体已经说得够多的了，我就不说了。

2012年提到四次挑战、四次威胁。我在本书中，将专门谈我们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危机。

直接反映内需冷暖的零售行业更是一片狼藉，从李宁陨落到国美利润衰退，都说明老百姓的购买力在大幅下挫。可以说，美国危机意识之强甚至已经到了妄想狂的病态。让人担忧的是，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，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，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，比如非左即右、非公即私、宏观调控，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（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）。在我的新书《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》中，我要告诉那些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国人和官员，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多危险、多可怕。

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，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。就好像妄想症、迫害症与美国如影随形一般，这四种错误思维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。无论是南海危机、东海危机，还是中东变天，都无法唤醒这些人自大的美梦。否则，我们的经济就要真的翻车了。

只要美国觉得你对它的地区利益构成了挑战。我经过研究发现，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，仅仅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，是无法解决的，我们还应该寻找其他办法。

我今天就是要把我们的危机说清楚，以唤起国人的危机感。此外，美国对尼加拉瓜、危地马拉、智利、秘鲁、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都搞过颠覆，甚至怂恿军人武装推翻民选政府。

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制造业出现一场静悄悄的大裁员，这次裁员的力度和经济下滑的幅度在很多行业甚过2008年金融危机。危机意识，已经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了。我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，绝不是危言耸听、故弄玄虚。2010年提到三次挑战、一次威胁。美国战略重心重归亚洲，从军事、贸易、经济等方面全面遏制中国，可是我们很多人对这种威胁视而不见。不仅仅是外贸企业被折腾得一塌糊涂，成本大战也精确狙击了4万亿受益的企业，比如铝业60%的铝土矿都靠进口，钢铁行业80%的铁矿砂都靠进口，这些在4万亿拉动下风生水起的产业，如今无不陷入全行业的巨亏。

美国带领军队直接推翻了当地王室，其导火索就是在夏威夷的美国糖商利益受到了威胁。我在此再强调一遍，我的预言从来没有错过。

回望历史，美国不只是对英国、德国、苏联和日本这样的大国奉行遏制战略，对小国也从不手软。我说点儿国人比较感兴趣的吧，还记得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吗？也许，很多人会说记得，但是，在我看来，我们根本就忘了。

我们总是指责美国是冷战思维，其实我们完全搞错了，这种危机意识从来都深植于美国精神，它不仅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际政策，也时刻作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。功夫在诗外，对此，读者可以详细阅读本书。

同时，通过本书我也试图理清一条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来，供大家评判主持人：常教授，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怎么在市场化和社会公平两个鸡蛋上跳舞？常修泽：这个问题问得好。而且这两个观点正在争论，我说我出第三种观点，你们这边是一国，那边是一国，我是两国变一国：国民待遇。主持人：您刚才提到，国有经济是扩大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你对这块的改革有什么建议？周天勇：第一，国有企业要有一些竞争性的领域，该退的就退，竞争性领域还是要放给非国有经济，第二，国有经济主要是国家的，需要非公有经济干，或者是干不了的，比如说，重大的科技突破，非公有经济投10年不见产出这玩意就不能干了。

常修泽：按照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谈话的重要观点，他说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、成熟的、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特别是定型这两个字值得琢磨。常修泽：讲到公平的市场经济，我曾研究过市场经济本身的属性，它本身的内在的逻辑。

二是点上，推进股份制。主持人：但是，把个税起征点提高了，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好事。

这是两种不同的办法，我认为现在3500块钱的起征点是合适的，只是说再提高，提高到5000、8000、10000就没有几个人交税了，收入差距就更大了。另一块，不可否认的一块，政府的收入占的比重是扩大的。

等量劳动付出等量报酬，这不是平等吗？但是，因能力不一样、水平不一样，即使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，其结果也是不平等。这是我前几年公开提出的理论观点。第三，社会方面的问题，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，维权也是一个新的问题，总之一句话，老的任务我们推进得比较慢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若干。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，促进国有资本更多的进入到公益性、安全性、战略性的领域。

不是说，国有资本不能进房地产行业，我是说，那么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，背离自己当初国家给的产业定位，突破了自己原来主营的范围，一窝蜂的进入商业房地产，这合适吗？主持人：国有企业可以做保障性住房。主持人：市场经济内在的基本属性是不能确保结果是公平的，刚刚周教授也说了，可能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改革不到位，导致机会并不公平，程序并不公平。

而政府的收入比重扩大，很重要是与这些年政府三公消费规模过大，总量过大有关。第三，要素市场化改革必须迅速启动。

还有腐败寻租的问题也是新的问题，当初也还没有把这个作为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。第二种原因，这个社会的改革之所以受到一些阻遏，也有些是利益集团或者是利益格局掣肘的因素。